村中有桑树高五丈余，亭亭如盖。适桑葚熟，甘酸可口，村中小儿多缘木采之。加亦行，归则献桑葚于母。母喜而食，然诫之曰：“树甚高，危矣，不可复为。”

村中小儿为消暑热，常入沙塘戏水。加亦欲往，母止之，曰：“溺水者皆因戏水也。”加数请之，母固不许。加无奈，于中庭见诸儿笑语欢游水中，坐立不安，亦无心于象棋矣。母不忍，遂曰：“沙华姊诵《千字文》，汝尚不能也，不欲学之邪？”加曰：“欲学也，当求华姊教我。”母笑曰：“我幼时亦诵得，不劳华姊矣。”加遂喜而从学，自“天地玄黄宇宙洪荒”始，“谓语助者焉哉乎也”止，月余成诵。然未明其义，母亦但知其音，曰：“秋后入塾，师自当教汝。”

秋九月，加六岁，拟入塾。塾师沙无忌，年且六十，屡试不第，老童生，老童男也。以拜师故，加父延师至家，杀鸡掘藕具酒为食。而师自赍酒至，语于加父曰：“余之酒殊也，盖以砒为墨，指为笔，入瓮写‘十’字于底。砒渐融于酒，入口尤美。”加父闻之色变，曰：“砒霜，剧毒也，岂可饮邪？”师大笑，“但饮无妨。余饮此酒凡三十年矣，今年近花甲，而面红若婴儿，君其勿疑也。”加父颜色稍和，强与共饮。师笑曰：“欲一日不宁，则宴客，譬如今日；欲一岁不宁，则筑室；欲一生不宁，则娶妻。”加侍座，对曰：“然则我父母亲爱，有何不宁邪？”父急止之，谢曰：“小子出言不逊，罪过罪过！”师惨然色变，良久乃曰：“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！余岂好此邪？余不得已也。”父斟以酒曰：“一醉解千愁，今日但饮酒耳。”

同入塾者止数小儿，华及其弟亦往。华父本不欲华入塾，谓女子为学无益，既从其母习得《千字文》，斯足矣。华苦求之，母及弟亦曰：“姊弟同学，宜矣。”父终允之。然华之长兄已入塾二年，今三子皆读书，所费恐多矣。父母俱忧之。

     师乃教诸儿《诗》，日则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云云，诸儿虽未晓其义，亦从而诵之。师课诸儿甚严，有不能成诵者辄笞之。

杨先生九岁之前，住的是北京或者无锡的旧式大宅子。上启明女校后，住集体寝室，大房间里八行四列摆三十二张床。十二岁入振华女校，宿舍很破，大房间住四到六人，小房间二人，杨先生都住过，“晚上熄灯后，同学梦中磨牙声凄厉可怕”。父亲在庙堂巷置了家产，夏天杨先生回家的时候，晚上一家人在大树底下乘凉，仰观星汉。杨先生说，“庙堂巷的岁月，是我一生最回味无穷的日子”。

1928年，杨先生十七岁，考入东吴大学，女生不多，住一所小洋楼。第一年杨先生等四人住楼上朝南的大房间，“阳光充沛，明亮宽敞”。后来女生宿舍落成，杨先生与周芬同住一室。

1932年2月下旬，杨先生一行二女三男北上。杨先生借读清华，三女同屋，当时的女生宿舍应该是“古月堂”。次年杨先生考取清华研究生，住新盖的静斋女生宿舍楼，一人一间。杨先生“喜欢接近自然，挑了三楼角上朝西向北的小屋，凭窗眺望，西山苍苍……”。

1935年8月，杨先生、钱先生结婚后一个月，同赴英国留学。二位先生在牛津“校外租得一间较大的房间，做卧室兼起居室，窗临花园倒也幽静”。伙食和房间卫生由房主负责。但钱先生不惯西餐，所以杨先生就跑去租了一座环境幽雅的三层洋楼的二楼：包括一间卧室和一间起居室，浴室厕所专用，厨房使用电灶，很小，于是自己开伙。有一天，杨先生把钥匙锁家里了，只好自己爬阳台门的气窗钻进卧室，才得以脱困。又一天，煤气管道老化泄漏，二位先生喝下午茶时险些中毒。杨先生回忆说在牛津的第一学年是她最用功读书的一年，也是生平最轻松快乐的一年。后来，房东“为他们换了一套大一些的房子，浴室有大澡盆，用电热水器。”1937年5月，他们的女儿圆圆出生，随即全家搬到巴黎，租住公寓，同样因为不惯西餐，不久就自己开伙了。

1938年，杨先生全家回国。杨先生带着圆圆在上海，多数时间挤住在娘家又小又贵的亭子间；钱先生独在外教书。1941年钱先生回上海，全家始得团圆，住回钱家。床铺“晚上搭，白天拆”，后来一家三口搬进亭子间，“一张大床而外，只安得下一个柜子和一张小书桌”，一住八年。杨先生自己做煤饼，劈柴、生火、烧饭、洗衣。抗战胜利后，生活改善，杨先生才得以从“灶下婢”的劳役中解放出来。1949年初，杨先生全家迁往蒲石路蒲园一房子的三楼，钱先生称为“且住楼”。

1949年8月底，杨先生全家北上清华，住新林院七号乙，与潘光旦、梁思成等先生为邻，但“家中简陋之至”。1952年10月，院系调整后，杨先生全家迁入北大新建的中关园宿舍，“新房面积不大，七十五平方米，是平房”，钱先生起名为“容安馆”，取陶渊明《归去来辞》“审容膝之易安”意。新居门前有小院，杨先生植柳五棵。1958年10月下旬，杨先生下乡，自我改造，与女伴睡上下铺，后来是四人同睡大炕，历时两个月。1959年5月，杨先生家迁往文研所东四头条一号，“由一座办公楼隔成四家的宿舍，面积比中关园平房还小，分隔为五小间”。

1962年8月，杨先生家迁入干面胡同学部宿舍，原有四个房间，“住得宽舒了”。1969年5月由一对革命夫妻分去一半。1970年，杨先生下放干校，与三位女伴住“藏干草、木头的屋子”，黑暗潮湿。后迁往兵营，“住的是玻璃窗、洋灰地的大瓦房”。1972年3月，杨钱二先生自干校遣返。1973年12月，因“强邻难处”，两位先生开始流亡：第一站是圆圆在北师大的集体宿舍，房间在三楼，朝北，阴冷。杨先生在楼道生煤炉做饭。不久，搬入两间小红楼的教职员宿舍，“一朝南，一朝北，阳光充沛”。搬家过程中，钱先生因感冒又吸入尘土，引发哮喘，抢救近四小时才缓解。1974年5月，二位先生求得学部一间堆杂物的办公室，年轻人给他们“拉来一车又一车的蜂窝煤，码在廊下，还装上风斗，防中煤气”。1975年严冬半夜，二位先生又险些煤气中毒。

1977年2月初，杨先生全家搬入三里河国务院新盖的宿舍，有四间房，“素粉墙、水泥地、老家具”，一家三口各住一间，一间吃饭。自此，二位先生一直住在这里，圆圆也常回家，直到圆圆1997年、钱先生1998年先后去世。

2001年9月，二位先生捐出稿酬，共同在清华建立“好读书奖学金”，小区有邻居说杨先生“傻”，“捐掉几百万，买座别墅住住多好！”杨先生听了笑笑而已，她只把寓所“当做人生旅途上的客栈，在此歇息”。

2003年7月，杨先生作《我们仨》；2008年10月，吴学昭为杨先生作传《听杨绛谈往事》。上面的杨先生居住史，都抄自这两本书。

今年第八次去北京，参加一个中日结构技术交流的会议，勉为其难当翻译，少不了也得说说北京的八度抗震设防。我磕磕巴巴，中文头上脚下，日文倒凤颠鸾。这情形，不像是我操中文和日文，而像是她们操我。

深圳机场很好，有免费无线网。出了机场，大巴还未开动时，还有很强的信号。北京机场就没这等便宜事，得凭手机号才能登录中国移动的无线网，一小时三块。过安检的时候，牙膏又一次被没收，这回比上回损失可大多了，新买的。在机场的“麦麦面”吃面时，看见午马和刘佩琦。午马已经沧桑得不像燕赤霞了，刘佩琦还跟《和你在一起》时差不多。往返的天气都不错，难得一次飞机很正点，像个美女，所以我很喜欢。

在飞机上读了张竞生的《浮生漫谈》，三联版。张氏是民国二十年代北大哲学系教授，曾留学法国，不幸出了一本《性史》而致身败名裂。周作人曾作文称赞他的“天分”，后来也因为文字而翻脸；周建人则因为“第三种水”的问题，两人意见不同而交恶；而鲁迅“曾极幽默地举出顾客们向女店员问：‘第三种水出未？第三种水出未？’”，对张氏大表支持，张氏因此而深为感谢。

《浮生漫谈》里，最抢眼的是“十年情场”，主要自述其在法国的风流韵事。当时是民国一二十年代，法国女子多豪放，生猛得像海鲜，比《欲望都市》里四熟女也不遑多让。张氏二十多岁，喜欢“娇小玲珑”的萝莉。曾邂逅女诗人，在草地上，张氏自比为虫儿，女诗人为花儿，这一场“采花”，有点像黄书；又偶遇女哲人，在山林中，张氏扮男神，女哲人扮女神，这一场“神交”，有点像《圣经》。虽然有时觉得《圣经》的某些段落长得跟黄书也有点像。

张氏喜欢有意无意提到“打炮”（张氏语。我以为这个词很新，原来已经too old了）一场下来，历时一个多钟。前一段似乎看过一个网上调查，耐久性平均也就五分钟吧。而且我猜想这个调查跟收入调查相似，数据水平低的不太好意思往上填，好意思往上填的大概也会吹点小牛，比如说把税前当税后，所以实际平均值可能不到五分钟。这样想来，张氏就很“超男”了。想起一个笑话，说希拉里上天堂后，天使告诉她上帝给每个人配了个钟，外遇越多，钟走得越快。希拉里看自己的钟，很正常。就问天使克林顿的钟是哪一个，天使说，克林顿的钟啊，上帝拿它当电风扇呢。或许张竞生的钟也是这般。

《浮生漫谈》的编者张培忠在代序里说“性学只是张竞生十个手指头里面的一个小拇指”，我觉着是大大低估了，怎么着也该是大拇指，相当威而刚。